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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史教授创搀扶基金称与政府合作事半功倍图

2018-02-08 18:19:19

谈方教授因“搀扶基金”而声名鹊起 受访对象供图  “搀扶老人风险基金”(以下简称“搀扶基金”),让谈方和“中国好人”(下简称“好人”)火了。  最近,谈方和好人的团队在四处打听南京彭宇的下落,打算奖励他搀扶老人的行为2万元,“我们还要奖励天津许云鹤搀扶老人的行为1万元,并为他准备好了10万多元的赔偿金”。  从2008年5月19日好人成立至今,谈方和他的志愿者团队,已经努力了三年有余。最近,他们将迎来好消息:预计今年底之前,好人将成为广东省民政厅注册的合法NGO(注:非营利性组织),并获得民政部许可的募集慈善资金资格。  和民间众多NGO不同,好人和政府的关系甚笃,15个厅级单位是他们的合作单位,民政部、省民政厅的有关部门都支持他们尽快取得身份,好人还是广东省优质课程的辅助站……从1986年便担任党史老师的谈方说,好人团队推公益,用的是“巧劲”,“找老百姓、政府和NGO共同关注的点来做,社会效益才会好”。  搀扶老人有基金护航  2009年10月21日上午,天津市民许云鹤驾车时,看见王老太由西向东跨越路中心的护栏,之后王老太倒地受伤,因为搀扶王老太,许云鹤被起诉为肇事者。今年6月16日,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就此事作出判决,许云鹤被判赔108606元。好人近日联系上许云鹤,表示愿意替他支付全部赔款,并奖励他1万元。  今年3月5日学雷锋纪念日,作为好人的一个专项子基金,搀扶基金正式成立。基金的目的很明确:为勇于搀扶老人却被冤枉者提供免费法律援助,必要时还会提供经济帮助,化解因搀扶老人而带来的官司和赔偿的风险。  除了已经联系上的许云鹤,搀扶基金还在找另一个因搀扶老人而身陷官司的“名人”彭宇。2006年11月20日早晨,一位老太在南京市水西门广场一公交站台等83路车。人来人往中,老太被撞倒摔成了骨折,鉴定后构成8级伤残。老太指认撞人者是刚下车、后来扶起她的小伙子彭宇,并索赔13万多元。2007年9月4日,鼓楼区法院一审宣判,在无明确证据的前提下,判彭宇给付受害人损失的40%,共45876.6元,2008年,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达成和解协议。  这是一个已经过去3年的案子,但搀扶基金的财务基金管理小组还是共同决定:找到彭宇,奖励他2万元。  谈方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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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他已经拜托近20家媒体找彭宇。他认为,个人和组织一时的委屈和过错是难免的,但希望社会通过对彭宇的帮助,把彭宇案从现在作为“好人没好报”的负面典型,变成“好人终究会有好报”的典型。  好人蒙冤杀伤力太大  无论是搀扶基金,还是好人,其目标都是帮助好人中的弱势群体。为什么要锁定这个人群?  谈方说,那是因为不愿意看到做了好事的人反而受到伤害。  “好人反受委屈,虽然是小概率事件,但只要发生一起,犹如一颗老鼠屎,坏了一锅粥,对民众道德的杀伤力实在太大。”他解释说,“搀扶基金的出发点是:只要你出手搀扶而陷于风险,不管被判定为肇事者或者不是,我们都要奖励。我们从社会角度出发,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,去帮助这些好人,希望扭转这些案例带来的负面影响。”  谈方不赞成很多国人“说慈善唯NGO,说慈善唯发达国家”的观点。他认为,西方发达的慈善观念确实好,也应该学习,但是,国外也有存在缺陷的地方。即便把国外的慈善文化拿到中国来,也应该中国化。  “中国本来就有很多好东西,国外很多公益慈善都推崇中国的传统美德。为什么我们自己反而要放弃?”谈方如是说。  谨慎求证,但求好人不孤单  即便有专业的流程和团队,好人的运作仍然面临风险  搀扶基金帮助的第一个人,叫陈晓敏,她是广州的一位大学老师。  今年4月23日,广州市正佳广场内,陈晓敏看到一个1岁左右的小孩脸朝下摔倒在地上,赶紧上前将其抱起。没想到,小孩的父母一口咬定是陈晓敏撞倒了自己的孩子。“他们根本不听我说,只是一个劲儿地骂我,后来还动了手,大庭广众之下,对我拳打脚踢。”陈晓敏说,后来她拨打了110报警,并对这对夫妇提起了民事诉讼。  “好人找到我,帮我支付了医药费,财务基金管理小组才会开始工作。  即使有明晰的程序,即使有律师团做智囊团,救助好人也难免要冒险。好人救助的湖南见义勇为农民英雄刘桂华,甚至一度让整个站面临“毙命”的风险。  2006年10月3日,刘桂华遭遇严重车祸,在自己身受重伤的情况下,他一口气救了12个人。之后刘桂华伤痛缠身,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头疼,每晚都要打5到6次封闭针,还要吃很多止痛药片。当时在政府的帮助下,湖南最好的医院专家参加会诊治疗也没有治愈。因为伤痛难忍,刘桂华数度自杀。  好人救助他的时候,也面临很大风险。当时有人建议谈方不要相助,大家心里都没有底。因为一旦失败,轻则有损于谈方个人的名声,重则可能要承担法律,至少是民事,刚刚创办不久的好人也可能因为这一单事情就毁了。  也许是天佑好人,最后,2位民间医生真的治好了刘桂华。现在,刘桂华已经不用打封闭针、吃止痛药。“他跟我说,没有你谈教授,我不会活在这个世界上,我现在如果还寻死,就是对不起谈教授。”谈方说,“我说你自杀对不起别人是对的,但是不是我一个人,你是对不起好人的几百个志愿者和社会上那么多帮助你的人。你不仅要活下去,而且还要活得更好,要让大家看到好人是有好报的。”  刘桂华事件在湖南产生很大反响,短短几个月内,几百名湖南人在好人报名成为志愿者。  打破潜规则 与政府合作  好人将采用全透明的捐款跟踪信息平台  曾采访多个NGO,发现他们大多数和政府部门“老死不相往来”。但是在好人,这个“潜规则”被打破了。  谈方从1986年至今一直担任党史教师,从事思想政治教育。好人从建立之初,便与政府部门建立起相互尊重、相互帮助的合作氛围,“做慈善把政府部门也邀请进来一起,往往事半功倍。好人、搀扶基金,都找到了和民众、媒体、国家关注点高度一致的角度”。  2008年12月30日,百余名华师学生在好人的号召下,参加了“寻找义丐龚忠诚”的社会实践活动。当时不到18岁的龚忠诚,因患小儿麻痹症双腿严重退化,在广州乞讨时的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期间,他前后四次给灾区捐款,合计金额上百元,当时被民称为“史上最感人的捐赠者”。  寻找龚忠诚,并帮助他未来生活得更好,这对很多NGO来说,就是一次民间活动,但好人坚持要取得华南师范大学和相关三个区的政府部门的许可,“前期要盖很多章,我们向三个区的公安局、城管、市容管理部门都提出了申请,最终也都得到批准”。  “将来我们都要这么做,尽量争取政府的支持,在哪里搞活动,首先要告知当地,如果能合作就更好。民间公益慈善不应该只是民间的事情,更不应该作为政府的对立面出现,而是应该作为国家管理民主化、社会管理多样化、政府管理的民间化和对政府管理的补充的角色出现。这样才能够出现政府、社会、民间的理性和良性的合作发展局面。”谈方解释说。  正是出于这个高度的公益慈善理念和这种会用“巧劲”的做法,让好人事半功倍,更得到实实在在的帮助。  没有正式身份的NGO,是不允许公开向社会募捐的,好人和专项救助基金便在校内举行对特定困难好人的募捐,校方非常支持,批准了他们的相关申请。好人在民政厅的NGO组织注册申请,如果顺利的话,今年就可以获得批准;民政部的专项基金募集资格,预计今年也可以办下来。  对于目前社会上被普遍质疑的慈善组织财务问题,好人也正在探索一种类似快递追踪的全透明模式。“我当过6年处级单位的第一把手,管过财务,知道什么表格都可以造假,但是有一点是没办法造假的,就是过程全透明。”谈方说,“好人在民政部门获得身份后,我们会完全采用他们要求的财务制度。此外我们也正在开发一种全透明的捐款跟踪信息平台,只要你捐了一笔钱,输入账号,在好人上就可以查到这笔钱去到哪个环节,可以一一要求核实。只要全透明,谁也造不了假。”  人物侧记  谈方:长命功夫长命做  今年52岁的谈方,很累。  9月22日上午,他给六名研究生上了四节课,下午是学校的会议,晚上还要准备汇报资料。而前一天也排得满满的:上午工作,下午接受两家媒体的专访,晚上则是准备两位蒙冤好人的文案。“凌晨一两点钟才睡,每天睡五六个小时,除了吃饭,醒着的时间都拿来工作。”谈方搓了搓自己的头发,以前一直被人夸黑得像染过的满头乌发,现在已经花白、稀疏。  升任大学教授11年,著作等身,儿子已经成才……在别人眼里,作为党史教授的谈方,早该享受生活。但他就是“好折腾”。2008年因汶川地震而促成的好人,他是创办者;今年3月份成立的“搀扶基金”,他是发起人并捐出当时最大一笔捐款2万元。他先后为好人基金捐款近11万元,而自己每月还要支付4000元的房贷。经过三年的努力,目前好人在全国已经有近2000名志愿者,最迟今年年底之前,“好人”将成为合法的NGO,并获得民政部门许可的募集慈善资金资格。  “教书是可以退休的,但做好人,我没法退休,这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主要的一部分。”谈方说,面对各种猜测,他很淡然,“我都这个年纪了,该有的都有了,就希望多做好事。不过我总是劝志愿者们不要像我这样太拼命,长命功夫还是要长命做。”最后,谈方强调,开办好人之后,睡眠质量更高:“以前还偶尔会做噩梦,现在一沾枕头就睡着,几乎不做噩梦。我身体虽然特别累,有时候几乎难以支撑下去,但我精神上特别充实、特别开心。”羊城晚报 蒋铮 实习生 张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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